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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英国脱欧的历史根源与现实动因

作者:熊丹妮来源:武汉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日期:2016-10-20浏览:102次



摘要:英国于2016年6月23日举行了脱欧公投,其结果是过半选民表示支持脱欧,英国脱欧进程正式进入法律通道。此次英国脱欧对于欧洲大陆乃至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无疑都是一个剧烈震动,而其发生的原因可以归咎于历史根源问题和现实政治经济考量。本文将从疑欧主义和实用主义两个英国政坛的主流思想入手,分析英国为何举行脱欧公投以及出现脱欧这样的结果是否是意料之外的历史原因;同时将从英国现状分析,移民危机、难民问题、国内政治博弈以及直接民主四个方面分析英国脱欧的动因。

关键词:英国脱欧;疑欧主义;卡梅伦

一.引言

  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全民公投,就英国应该继续留在欧盟还是脱离欧盟进行民主投票。本次脱欧公投共有382个选区,投票从当地时间23日早上7点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根据英国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字,共有4649.9万人次登记参加此次公投,超过去年英国大选时的4635万登记选民,创下了历史新高。英国当地时间6月24日早上7点03分,英国全国382个计票点结束脱欧公投的统计,脱欧派以51.9%的支持率胜出,获得17,410,742票;而留欧派仅获得48.1%的选民支持,共得到16,141,241票,公投投票率为72.1%。英国在加入欧盟43年之后选择退出,成为第一个退出欧盟的独立国家。

英国脱欧的结果让许多人惊愕,不少人称其为“欧洲巨震”。英国为何要脱欧?为何选择此时脱欧?这样的疑问不禁浮现在人们心中。有什么样的征兆,就有什么样的事端。英国的脱欧倾向并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形成,其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脉络可循,其结果也是多重现实因素推波助澜所致。本文将追溯过去,立足当下,试图从历史因素和时代因素两方面着手,探析英国脱欧背后的缘由。

二.历史根源:英国独特的政治文化和外交传统

(一)疑欧主义

英国学者安东尼∙福斯特在《现代英国政治中的疑欧主义》一书中将“欧洲怀疑主义”定义为“对英国参与超国家的欧洲一体化行动的价值表示怀疑的那类思想”。[1]英国的这种“疑欧主义”情绪并非一日造就,而是由多重因素共同促成。

首先英国的地理位置在欧盟各国中具有其特殊性,北海和英吉利海峡将不列颠群岛与欧洲其他地区分隔开来,使英国孤悬与欧亚大陆之外。尽管现代交通的发展已经使空间距离不再不可逾越,但使地缘政治对其影响依然不可忽视且会持续产生。英国在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很大程度上造就了英国民众的具有保守、疑心重、缺乏安全感、排外的“岛国心理”:“英国人是有一种自成系统的心理状态。他们有意无意地以岛国为出发点的意识,形成了盎格鲁—撒克逊的利益观和安全观,在政治文化上同大陆隔着一条界线;并且不愿意使自己湮没在以大陆为中心的欧洲集团里”[2]

其次,英国的疑欧情绪也与英国的历史地位息息相关,作为历史上的传统大国英国产生了大国心态。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经济、军事实力迅速壮大,从一个小岛国家成为“日不落帝国”,从光荣革命开始称霸世界200多年。到1914年,英国拥有3350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和3.935亿人口,相当于英国本土面积的137倍和人口的8倍。[3]昔日的辉煌历史使英国对自己有着世界大国的定位,因此,多数英国人不热衷于欧洲建设,他们不愿意屈居于欧盟的领导和规划之下,更不愿放弃自己的全球性角色而把命运与欧洲绑定在一起。

更为重要的是,英国与欧陆在主权问题和经济价值观上有着非常大的理念上的分歧。由于历史经验和政体模式的差异,英国与欧陆国家在主权问题上存有明显分歧。英国作为西方最早实行议会制度的国家,强调议会主权的至高无上,并认为国家主权是不可分割的,1953年,丘吉尔在议会下院发言时说道:“英国和欧洲的关系是由介词‘和’(with)而非‘之一’(of)表达的——我们和他们,但我们不是他们的一部分。”[4]欧陆国家则主张主权并非完全集中于国家,而是存在于地方、国家和欧洲等多个层面。对主权的认知差异影响到双方对欧盟的态度,英国认为欧盟对国家主权具有侵蚀作用,而欧陆国家则认同欧盟所体现的后现代国家的新型政治制度,较容易接受主权让渡与分割的概念。在经济方面,自由主义价值观在英国已经成为一种国家传统,其在经济理念方面的体现可以追溯至英帝国时期,[5]即与殖民地扩张相伴的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初期以亚当斯密为代表人物的古典自由主义盛行,反对重商主义经济思潮和国家干预主义,强调“自由放任”,最大程度地限制国家作用。二战以后,为解决“英国病”的困扰以及公共福利开支过大等长期问题,撒切尔大力推崇新古典自由主义,使其成为英国的主流经济理念。新古典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的作用,认为市场是合理配置经济资源最重要甚至唯一的力量,市场的自动调节是最优越和最完善的机制;主张市场是完全的自由竞争,反对认为干预市场经济的行为,反对有国家计划经济、调节分配,反对垄断、补贴等手段;在国际上支持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历经布莱尔政府和卡梅伦政府,这一经济理念在英国依旧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在欧洲联合的进程中,英国主张最大程度的贸易自由化,主张推动单一市场的发展,希望从统一大市场中受益,同时又反对欧盟最税收政策、工业标准、社会政策等方面进行调控,也反对增强欧盟超国家机构的权力。这也是英国一开始对欧共体持观望甚至抵制态度,而是组织了以贸易为主要目标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重要原因。如此种种的理念分歧加剧了英国对欧盟的骑墙态度和离心倾向。

(二)实用主义外交理念

    英国外交政策受实用主义、渐进主义、经验主义和怀疑主义等哲学思想的影响比较大,强调在保证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前提下,采取灵活的外交手段,正如陈乐民先生评价所言,它“既善于适应环境的变化,又善于在变化了的环境里不与传统的利益观决绝”。英国的实用主义外交理念在对欧态度中可见一斑。二战后英国致力于推行“三环外交”,“三环”分指英联邦、美国和欧洲。在当时的形势下,英国依托英联邦来维持其大国地位,英美特殊关系也是其外交重点,而在欧洲方面,“舒曼计划”提出后,英国持冷眼旁观的态度,甚至在1960年与瑞典、挪威等六国成立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相对抗。但是,随着欧共体的发展和崛起,英国开始意识到自己落后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1961年,英国提出了加入欧共体的申请,当然这“只是试图通过获得欧洲的政治领导权,来保持英国作为美国主要盟国的传统作用的孤注一掷的尝试”[6]。但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称英国是美国影响欧洲的“特洛伊木马”,两次否决了英国的申请。直到1973年,英国才正式成为欧共体的成员国。加入欧共体之后,英欧之间仍然因为主权问题、共同体预算摊款、共同农业价格等问题常生龃龉,但是由于英国深知欧洲单一市场对其的经济价值,因此采取一种疏离中合作的态度。然而,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崛起,西欧衰落,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面对欧洲的重重危机,英国奉行其一贯的外交信条“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急于从欧洲的泥潭中抽出脚来,这种以现实利益为着眼点的外交理念为英国脱欧奠定了基调。

三.现实动因:欧洲危机重重,国内政治博弈

(一)欧债危机触发英国经济风险

由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延续,自2009年以来,欧洲部分国家接连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从08年底冰岛的主权债务危机浮现出水面,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接连面对债务危机,美国也开始下调各债务国的信用评级。在世界大经济环境不景气的同时,欧洲债务危机对于欧盟各国都是一个挑战。英国在这场关于欧元的危机中看似置身室外确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司法大臣迈克尔·戈夫在诺丁汉市出席竞选活动时说,英国目前支付给欧盟的资金没有得到合理使用,英国应当收回这些资金并用在本国人所关心的医疗等重点领域。对此部分英国居民表示国家不应该每天为欧盟的行为付账。

然而欧盟和英国之间的经济问题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从十九世纪的大陆封锁令开始,欧盟筑起的贸易关税壁垒对英国的经济伤害非常大。而自从现代的欧债危机开始之后,由于德国所占经济比重较大,所以欧洲大陆的经济和政治都在逐渐被德国掌控。在这样的情况下,脱欧派认为,英国可能需要接受额外的规范和义务对其经济主权有着非常严重的影响。但实际上,由于英国不属于欧元区,其在欧债危机中所承受的影响有限,很大程度上并不会影响其货币状况。脱欧派运用数字煽动选民情绪,他们声称一旦英国脱离欧盟,每周可以拿到3亿5千万英镑的额外资金运用于国民卫生服务[7]

(二)移民问题和难民危机引起英国民众不满

移民问题是脱欧派的又一主打牌,指欧盟成员国(尤其是东南欧国家)的公民大量涌入英国工作定居,导致英国工人阶层工资水平下降,并且分享了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样增加了英国本土公民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仅2015年进入英国的净移民人数就达到了33.3万其中约一半来自欧盟国家。退欧派认为移民问题的实质是主权的丧失,精英的错误判断以及欧盟很难实现有意义的改革[8]。但是也有学者指出来自欧盟的大规模移民实际上推动力英国经济与政府机构的发展,民众一味的将工资水平的停滞,上涨的房价和公共服务饱和归因于移民问题是不理智。但民众对于移民问题的质疑也来自于政府历史上对于移民规模的误判,导致政府在移民问题上失去公信力。卡梅伦上台后曾承诺“厘清”该问题给予民众一丝希望,却在与欧盟重新谈判后指出移民问题几乎不可能通过欧盟自身改革解决并接受了《推迟向欧盟移民支付福利津贴》的改革。政府公信力的丧失加上脱欧派的宣传,导致移民问题越发激起民众的不满。民众更多的只看到由于移民问题带来的激烈的竞争而无法切身实地的感受到移民问题带来的经济发展,并且接受移民问题对其生活呈负面影响且影响越来越严重的观点。

难民危机开始于2011年阿拉伯之春革命浪潮,于叙利亚危机期间到达顶峰。德国总理默克尔依据都柏林协议(Dublin Regulation)的精神承诺接纳20万叙利亚难民,根据欧盟内部人员,资本自由流动的院子,需欧盟成员国分担接纳一定数量的难民。但是仅2015年一年涌入欧洲的难民数量就超过150万,并且集中涌向德国、英国、法国等西北欧高福利国家。但是难民的质量却参差不齐,一部分恐怖主义分子和“只遵守穆斯林律”的“异教徒”掺杂混入难民群体进入欧盟国家。法国接连发生三起恐怖袭击事件,欧盟总部所在城市布鲁塞尔也发生恐怖爆炸,搅得欧盟各国苦不堪言。作为欧盟的一员,英国不得不接受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进入境内,第一批于2015年圣诞节前后从格拉斯哥入境,此时由于难民问题可能造成的国家安全问题已经在法国第一次恐怖袭击中得以体现,所以民众对于难民的接受程度非常低。而这样的强迫性政治行为,也引发了部分民众对于脱欧的渴望。

移民问题和难民危机加剧了英国人的离心倾向和危机意识,通过脱欧派政党的煽动,数量可观的民众表达出希望通过退出欧盟而把这些移民和难民挡在海外,从而从根本上解决英国国内的资源分配问题和国内的安全问题。

(三)卡梅伦的承诺:国内政治博弈的筹码

2013年初,英国首相卡梅伦提出要在2017年就英国是否退出欧盟进行全民公决首先,卡梅伦政府从2010年大选以来就面临着弱势政府的难题。由于在大选中赢得的307个下院议席没有过半,所以无法由本党单独组建政府执政,不得不与赢得了57个议席的自由民主党共同建立联合政府。当时各大政党赢得选票的比例和获得的议席分别为:保守党36.1%(307席),工党29.0%(258席)、自由民主党23.0%(57席)。显然,卡梅伦提出全民公决的国内原因主要是为了改变保守党在选民中的颓势,为下次大选早做铺垫。

由于移民危机和难民问题越演越烈,使公投成为了卡梅伦在重压之下的政治投机行为。卡梅伦计划借用公投团结党内两派并同时向欧盟施压以获得更多利益,从而借此争取留欧派的支持。所以说从公投提出就被当作政治筹码,用于平衡政府党内和英国与欧盟的关系。然而保守派内却因为约翰逊的临时倒戈造成了保守党内的分化加剧,131名保守党议员也站到了留欧派的对面。而在于欧盟的谈判中,卡梅伦也并没有达到承诺中的效果,协议也远远没有满足英国的要求。批评声称卡梅伦承诺了“一条面包”却只带来了“面包屑”[9]

(四)直接民主的弊病

英国在面对脱欧与否的问题上采取了以全民公投的方式进行决断,即以全民投票的方式决定重大事宜,这种方式在国际上被认为是最直接的民主形式之一。但是这种形式的弊病也非常明显,十分容易变成政党政治和个人权利的角逐。

公投首先带来的弊病是由于选民和国家真实情况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儿造成的公投结果的不确定性。由于将选择权交给广大民众,各个政党会通过路演等行为为自己所支持的利益进行造势拉拢选民。而站在选民的角度,由于对整个国内外政局的细节和内幕不了解,对政府运行的真实状况分析不准确,十分容易代入个人主观色彩从而在选择上有失偏颇。

其次由于公投的投票群体过大,社会声音众多,最后的结果是出于每个选民的个人考量而不一定是对英国发展的最好考量。由于选择权在选民而造势的群体却不止某一政府,所以其他势力十分容易参杂其中对最后的结局进行干扰。英国是否脱欧不仅是英国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问题,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实质上是国家间的格局问题,也包含了各国在欧洲半岛的势力的敌友划分。国际上其他野心勃勃的国家为了自己国家在欧洲半岛的势力也会参与到影响投票结果的发声中,假借人手或隐藏其政治目的是这些国家常用的手法。普通民众无法分辨新闻和数据的真实性,十分容易落入他人的陷阱之中,在投票后才恍然大悟。

从国家安全的层面上,直接民主十分容易造成多人或多个群体的矛盾冲突。英国公投前的“泰晤士水战”和暴力冲突,让这次公投蒙上了罕见的血色。暴力和血腥这样的罕见元素的出现,打破了资本主义想象中的秩序和底线,也展现出来这次公投后面的利益冲突。随着政党政治和个人权利的角逐的加深,由直接民主引出的社会问题展现出来公投背后的公共理性的缺失。

 

结语:此次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可以被称为情理之外、意料之中。从卡梅伦提出举行脱欧全民公投就应该意识到这样的结果出现的可能性。而从历史上的疑欧主义和实用主义不难发现,脱欧问题一直活跃在英国政坛上,并且成为派系划分的重要依据。而脱欧公投的提出无疑是将这样的争论摆上了台面,将选择权交给了广大民众。而投票结果也体现出来直接民主的不确定性,由于各方的声音势力均有限制,所以民主的结果出乎意料也不难理解。英国在脱欧之后未来的道路该如何走下去,以及新一任总统上台后面对英镑下跌失去欧盟的情况会出现何种政策,现在都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英国全民和政府都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结果,并且不会在举行第二次公投,也从侧面反映出政府对于直接民主的无可奈何与不可否认。



[1] Anthony Forester,Euroscepticism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PoliticsLondon:Routledge,2002,p.2.

[2] 陈乐民主编:《战后英国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3] 王振华:《列国志英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8页。

[4] Thomas Risse,The Euro between National and European Identity,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August 2003,p.500.

[5] Chris GiffordThe Making of Eurosceptic Britainp.12.

[6] 赵怀普,《英国缘何对欧盟若即若离》,载《国际论坛》,2005年第5期,第27页。

[7] 2016624日,www.bbc.com

[8] 吉迪恩·拉赫曼,《移民问题可能影响英国退欧公投结果》,载《金融时报》,2016612日期。

[9] 周成,《卡梅伦宣布英国623日举行脱欧公投》,载《大纪元》2016220


[文字编辑:毕书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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