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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文章

“滴流模式”与理论的应用性转化:以国际关系学为例

作者:邢瑞磊*、杨晨光*来源:武汉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日期:2016-09-30浏览:152次








摘要: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经过大理论辩论阶段之后,开始陷入到一种相对停滞的阶段。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族群冲突治理之类的国际问题上缺少充足的理论支持。现实需要与理论研究之间的张力愈发明显。目前,尽管国际关系学大致形成了大学为理论知识创建的中心,经过智库的理论性政策研究,实现理论知识向决策部门“滴流”的三方互动模式。然而,由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长期致力于“宏大理论”的研究,这种“滴流模式”无法为问题解决和政策制定提供更具体的理论指导。在现有情况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在开展宏观“元理论”讨论的同时,决策部门还需要为研究者创造进入问题“场域”的机会,支持研究者开展问题发生机制的中层理论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理论与政策脱节的问题。

关键词:机制理论、中层理论、滴流模式


国际关系学科诞生以来,在短短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国际关系学就多次经历了重大历史时刻。这些历史时刻带来国际结构的剧烈变迁,让国际关系研究超越了冲突与安全的经典议题。在全球性新问题层出不穷,新挑战不断涌现的全球化时代,更多的新议题开始进入国际关系的研究视域之内。现实世界的快速变化要求国际关系研究在延续经典问题的同时,开展新问题与新议题的理论研究。同时,由于政策制定者从事理论思考的时间、深度与广度都会受到限制,这也意味着国际关系学界应为之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似乎陷入到一种停滞的状态。在亚历山大·温特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之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就再没有出现可以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比肩的重大理论成果。一些侧重理论研究的重要期刊,首先感知到这种趋势。时任《欧洲国际关系杂志》(EJIR)主编的柯林·怀特Colin Wight教授在介绍特刊“国际关系理论已经终结了吗?”时,透露出了对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停滞的某种担忧。[1]

现实需求与理论发展的不平衡状态,让我们再次思考一个老生常谈,却可能会影响国际关系学学科未来的重要问题:如何有效缓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张力?或者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实用性体现在哪里?几乎所有的理论研究者都会讨论这个问题,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外交决策者看清国际局势的现状,进而设计出有效的应对方案。然而,目前看来,理论和政策之间紧密相关性,似乎仅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中更多表现为理论和具体政策制定之间的脱节。[2]

针对这个问题,本文认为目前大学、智库和决策部门三方之间的一种分工结构,同时,也是一种知识创造、知识传播和应用转化的“滴流模式”(trickle-down),可以充当连接理论与政策之间的“桥梁”。然而,这种“滴流模式”的实际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关系学理论研究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关系学追求“宏大理论”研究的理论传统,并不利于这种“滴流模式”发挥实际效果。因而,在现有分工结构下,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化方式和理论研究方向需要调整,在继续推进宏观的“元理论”讨论同时,决策部门和智库还需要为理论研究者创造进入问题“场域”(field)的机会,鼓励研究者进行问题发生机制的中层理论研究。如此,重构理论研究与政策制定之间的分工互动关系,从而有效地实现理论与政策良性互动的目标。


一、滴流模式:一种分工结构与知识转化机制

如何更有效地把理论知识转化为现实政策,是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涉及理论知识创建主体与决策部门之间的从属关系、分工结构以及互动方式。目前,理论与政策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主要是通过大学、智库和决策部门三方之间的“滴流模式”实现的。

在这个滴流模式中,大学位于理论构建和知识传播的中心层次。“象牙塔”内的学术研究可以为具体的经验问题分析(例如,国际关系领域的联盟行为,制度效果,危机行为,族群冲突)提供核心概念、理论与方法以及基本原则。当一些新概念和理论引发广泛关注,并得以传播之后,例如,在重要学术刊物发表,社会媒体报道等,这些理论知识就会通过侧重公共政策分析的“智库”研究,逐渐“渗入”到应用与决策层次。

显然,在这个“滴流模式”中,“智库”不仅充当着知识界与决策界沟通的桥梁,还为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从人员构成上看,“智库”的研究人员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一,大学教授兼职或高校毕业生。这类人群具有相应的专业理论知识,较为了解和关注学界的最新理论动态,能够从多种理论视角分析问题。其二,退休官员或具有实务部门工作经验的人员。这类人群更熟悉决策部门的工作程序,能够从实践角度为项目研究提供政策意见。此外,“智库”的研究项目大部分来自政府委托,决策部门可以在侧重理论意义的政策报告基础上,根据现实情况转化为实际可行的具体政策,从而间接实现了理论知识的“滴流”效果(参见下图)。

此外,由于理论知识的“滴流”和转化过程通常需要较长时间。当需要在短时间内做出决策时,理论研究者和智库研究人员可以参与到决策讨论,从理论角度为决策者提供政策选项。在美国,这种机制的运转依赖于在政府、智库和大学之间长期存在的“旋转门机制”,理论研究者、智库研究人员、政府官员可以在“旋转门机制”的作用下,实现三种身份的彼此转换。

进一步而言,这种滴流模式不仅是大学、智库和决策部门三方的分工结构,还是一种知识创造、知识传播和应用的转化机制。从这个角度看,滴流模式是一种知识驱动等级式结构,即,大学是理论知识创造的主体,以大学为中心依次向外围单方向渗透。显然,理论与政策之间的转化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象牙塔内理论研究者所能够提供的理论选项。也就是说,思想市场上的产品供给情况是决定滴流模式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

因而,国际关系学的宏大理论研究传统可能是导致理论与政策之间的鸿沟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方面,由于学术研究越来越专业化和复杂化,偏爱应用性和地区研究的研究者,可能不愿意花费时间追踪新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偏爱理论研究的学者更在意自己理论的学术地位,更喜欢抽象和宏大的理论。换言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追求更具普遍意义的“大理论”的学术方向,决定了“思想市场”的基本结构。而且,随后的理论研究“深陷”在“范式”或大辩论的叙事话语之中。这种“经院哲学式”的理论争辩一方面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造就了曾经的理论繁荣景象;另一方面,不仅导致国际关系理论缺少足够的中层理论,更重要的是,随着国际关系研究议题的多元化,国际关系理论化方式的这种缺陷正在不断放大。


二、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论化方式及其不足

《欧洲国际关系杂志》编辑团队在发动“国际关系理论是否终结”的理论辩论时,似乎仍停留在“大理论”的意义之上。[3]相应的,为什么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者青睐竞争性的“大理论”?这是我们在教学与研究过程中需要反思的问题。

从国际关系的学科发展史看,国际关系学是围绕着本学科是否可以成为一项科学事业的争论而发展起来的。围绕这个争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先后经历了三次理论大辩论(或四次大辩论)。[4]我们大致可以从三个层次上理解大辩论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理论化方式的持续影响。

首先,尽管相比20世纪90年代,范式间争论不再突出,但这种争论仍在研究者之间不断出现,因为研究者通常会把自己的理论研究,归类为某个主义的范围之内,同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等紧密关联起来。

其次,后实证主义对国际关系学“科学”事业的批判。在“后实证主义”标签下包含着不同的研究传统。常见的后实证主义认为,知识与话语是权力机制的一部分;意义永远具有社会性;行为体与社会结构是相互建构的等。这些观点都意在指出社会科学面临着比物理科学更严峻的现实挑战。

最后,方法论之争是国际关系理论辩论的第三个轴心,主要围绕统计方法、形式模型、实验方法、定性案例研究、叙事方法以及其他方法的优缺点展开。曾经有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只存在一种推论逻辑,而且可以通过对定量研究方法的讨论,清晰说明和形式化这种逻辑。[5]这种观点在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科学中引发了数场方法论之争。如今,研究者已经大致阐明了各种研究方法的相似性、差异性、用途以及局限性等问题。[6]

毋庸置疑的是,国际关系理论在这三个层次上展开的讨论有助于理论研究的发展,大量研究方法的应用更推动了理论验证的进步。然而,这场本应持续并走向理论多元主义的盛况,由于主流理论非主流理论的区分,开始转向一种理论霸权的局面。罗伯特·基欧汉曾呼吁反思主义应该向理性主义靠拢,发展出某种研究纲领,朝向解释性理论的构建。[7]然而,这种以理性主义为代表的主流理论,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而是先验地接受了这种理论化方式的正当性。

首先,解释性理论承认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二元对立,认为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中存在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客观规律。所谓理论就是“解释这些客观规律的相关表述”,[8]通过“超越对现象的简单描述,引入因果解释或基于之前发生的事件和情境进行预测”。[9]

在科学哲学层次上,国际关系的解释性理论继承了几十年前就被证明为有缺陷的实证主义认识论观点,而且大多数的解释性理论对解释和因果关系的理解都是根据卡尔·亨普尔的覆盖性法则,即,从历史实例中找出覆盖性法则,进而开展普遍性解释的方法。[10]然而,这种“覆盖性法则”方法无法真正区分因果关系和非因果性规则,尤其是当假设的“因”和观察到的“果”之间存在颠倒的虚假相关性时。以国际关系为例,覆盖性法则方法会根据历史经验承认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的“相关性”属于是一种合理的“解释项”,[11]从而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验证民主与战争之间看似为真的因果关系。

其次,科学的解释理论确立之后,根据科学研究的逻辑,随后的研究是根据理论推演而出的假设进行验证,其目的是证伪理论。假设验证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当更多的学者致力于假设验证而忽视了理论精炼或创新时,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例如,如果假设检验的基础,理论本身就存在缺陷的话,那么这种检验就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对理论研究的关注不足或缺少对关键性概念的精炼,容易建立错误的经验模型,或具有误导性的关键性概念。此外,国际关系研究中尚缺少高质量的数据,简单的低水平重复很难生成累积性知识,而且这种研究趋势也扩大了“象牙塔”和真实世界之间的间隙。[12]

当然,这不意味着“后实证主义”的“非主流理论”就没有问题。“后实证主义”理论大多旨在批判现实社会秩序的安排,试图揭露现有制度安排背后的权力本质,以此方式提升对世界的理解。例如,后现代主义的“例外状态”概念为我们提供了如何把“反恐战争”描绘为“永久例外状态”的一种方法。[13]同样,施密特对“虔诚信徒”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加强对恐怖主义活动的理解。[14]然而,即使我们充分理解了“例外状态”的图景和“虔诚信徒”的世俗特征,接下来呢?显然,这种理论的问题在于,他们拥有“锤子”,也在努力寻找“钉子”,却无法运用理论解决具体问题,而是走向相反的方向,即,以自身理论为出发点,选择相关问题加以佐证,证明其理论的合理性。[15]

在大理论争论的叙事方式下,范式间的理论争论似乎很难融合。尽管鲁德拉·希尔(Rudra Sil)和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意识到,范式争论的框架已经为我们贡献了许多有用的概念[]和理论成果。然而,如果把国际关系研究继续局限在范式间的争论中,最终会分化国际关系研究,出现适得其反的结果。希尔和卡赞斯坦认为,实用主义哲学或许可以补救这个问题,[16]打破范式和大理论争辩的话语结构,通过“分析性折衷”的方式,混合多种理论与方法。


三、基于机制的中层理论与“滴流模式”重构

尽管希尔和卡赞斯坦已经意识到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症结所在,但他们所选择的“分析性折衷主义”似乎也并不能完全解决已经固化的“范式”概念。目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已经出现了各种“折衷主义”理论,[17]通过摆脱普遍性的理论约束,尝试用于地方性理论建构之中。[18]然而,这种“分析折衷主义”也存在一定风险,即,忽视了理论本身可能蕴含的价值引导与规范意义。

科学理论强调客观性与价值中立性。然而,科学理论本质上是对客观规律的一种语言表述,理论与客观规律之间并不是等同的,在理论与现实之间还存在一种互动张力关系。当研究者建构理论时,理论本身就已经带有了研究者身处的文化背景和特定的价值观倾向。而且,一些科学的理论在特定的知识传播与应用转化机制作用下,被决策者和大众接受之后,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就会产生一种循环论证的效果,即,某种理论的先验正当性会限定决策者的决策方向和政策选项,而依此理论制定的政策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更有利于证明该理论的合理性,从而在经验层面再次证明了该理论的正当性。

以现实主义理论为例,大致而言,现实主义以客观的冲突规律为研究对象,围绕利益和权力的互动关系解释国家行为。当现实主义理论及其原则得以传播和广泛认可之后,决策者就需要基于国家利益围绕权力竞争制定相关政策。如此,国际合作就可能愈发困难,反而佐证了现实主义理论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客观”的科学理论实际上就带有一定的规范意义。换言之,理论既能够帮助我们以独特的方式认识现实世界,同时也可能构建我们所观察的(或创造的)世界。

“分析性折衷主义”路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或许只有求助于科学哲学的最近发展,即,科学实在主义转向关于因果机制如何发挥作用的理论化努力,以此作为科学解释的基础。根据科学实在主义的界定,因果机制是现实世界之中导致某种特定结果出现的进程。围绕着这个观点,研究者已经发展出了十几种不尽相同的概念表达。其中,亚历山大·乔治和安德鲁·本内特的定义更具代表性,即,“所谓因果机制就是具有因果能力的代理(agent),(只有)在特定的背景或条件下,通过无法观测到的物质的、社会的或心理的进程,把能量、信息或物质转化为其他的实体,在根本上改变了实体的特征、能力或习性,直至其他机制再次作用其上”。[19]

同时,这个定义表明,有关因果机制的理论并非跨越时空的普遍规则,因为机制能否发挥作用不仅受到背景的影响,还会与其他机制彼此互动。这种理论化方式并不关心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更关注相关因素是如何在因果机制的作用下,产生了具有因果关系效果的结果。显然,根据科学实在主义的观点,因果机制和理论之间的区别是根本性的,因果机制存在于真实世界之中,而理论存在于人的“思想”之中。[20]

这种基于机制的理论化方式可能会导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向的转变以及“滴流模式”的重构。

首先,这种理论化方式会鼓励理论研究者以比较方法进行微观和中层理论建构。具体而言,研究者不仅需要分析在特定背景条件下,在可能的因果机制作用下,各种因素的互动方式,以此为基础建构机制作用机理的理论。同时,研究者还需要把相似(相同)问题的机制理论,放置在不同的文化和背景语境下,进行机制理论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不仅可以厘清问题发生“场域”对机制理论的影响,还可以分析在多重机制相互影响的条件下,多重机制及其互动方式对相关因素的潜在影响。

其次,这种理论化方式鼓励理论研究者直接进入问题发生“场域”,观察机制与因素的互动关系。显然,这种依据具体场景建构出来的“机制+因素”理论,更有利于理论向政策的转化。当然,这也意味着原有“滴流模式”的分工结构需要相应调整,其关键是决策部门和智库需要为乐意从事应用性研究的理论研究者提供进入各种问题“场域”的机会,同时也为学术性更强的抽象宏大理论研究提供经验知识、中层理论和宽松的发展空间(参见下图)。

此外,本文强调基于机制的中层理论研究转向,并不是否定宏大理论的意义,而是强调在理论研究之内也需要更精细的分工。宏大理论仍可以作为一种原则性理论指导,继续在国际政治事件性质诊断、基本原因解释和政策影响评估方面发挥作用;基于机制的中层理论更适合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例如,在谈及中美关系时,我们很难简单地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界定中美关系。相反,我们可以深入到中美之间的各问题“场域”,如气候谈判、战略与经济对话、全球经济治理等“场域”,具体分析两者在相关问题上的利益、共识、分歧以及互动方式。如此,一方面可以综合中美两国在各种问题“场域”的表现,判断中美关系的现状与发展态势。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解决中美之间一些具体的问题。

当然,今天的国际关系学已经构成了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学科门类以及分工。这意味着国际研究不仅需要更精细的深入研究,也需要在应用性方面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在这方面,如何在通才与专业人才之间权衡,还需要更多有关基金、职称评定和学术发表方面的相关讨论。

结论:

国际关系理论与决策之间的张力问题,不仅是现有分工结构和知识转换机制导致的,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化方式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从解决理论与政策张力的角度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该反思理论化方式,在开展更宏观的元理论讨论同时,鼓励理论研究者直接进入问题发生“场域”,观察机制与因素的互动关系,致力于微观与中观层次的基于机制理论的研究。同时,重构大学、智库和决策部门之间的滴流模式,形成彼此间既能相互促进,又能确保分工的新模式。如此,或许可以为解决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应用性问题提供一条可行之路。



*作者简介:邢瑞磊,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杨晨光,武汉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1]:Tim Dunne, Lene Hansen and Colin Wight, “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3, 19(3) pp.405–425.

[2]:Stephen Wal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ual Reviews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5, 8:pp.23–48. 

[3]:Chris Brown, “The Poverty of Grand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3, 19(3) pp. 483–497.

[4]:Onuf Wæ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49–185.

[5]:Gary King, Robert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e: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3.

[6]:Janet Box-Steffensmeier, Henry Brady and David Collier, David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Method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217–270; James Mahoney and Gary Goertz, “A Tale of Two Cultures: Contrast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Political Analysis, 2006 14(3), pp.227–249.

[7]: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88, 32(4) pp.379–396.

[8]: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9, p5.

[9]:Paul Viotti and Mark Kaupp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Pluralism, Globalism, and Beyond, New York: Macmillan, 1987, p3.

[10]:Carl Hempel Paul Oppenheim, “Studies in the Logic of Explanation”,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48, 52(3) pp.135-175.

[11]:Andrew Bennett, “The Mother of All Isms: Causal Mechanisms and Structured Plur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3, 19(3) pp.459–481,

[12]:John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Walt, “Leaving Theory Behind: Why Simplistic Hypothesis Testing is Bad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3, 19(3) pp.427–457.

[13]:Gorgio Agamben, translated by Kevin Attell, State of Excepti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14]:Carl Schmitt, Theory of the Partisan, New York: Telos Press, 2007.

[15]:Chris Brown, “The Poverty of Grand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3, 19(3) pp. 483–497.

[16]:Rudra Sil and Peter Katzenstein, Beyond Paradigms: Analytical Eclecticism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17]: Samuel Barkin, “Realist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5, No. 3, 2003, pp. 325-342.

[18]:高奇琦,《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合流及其发展路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

[19]:Alexander 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 ,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5, p.137.

[20]:Peter Hedstrom and Petri Ylikoski, “Causal Mechanism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10, 36: pp.49–67.




*本文原载于《国际关系研究》201604期,经作者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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