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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外交理论

“一带一路”与经济外交——对话阮建平教授

作者:阮建平来源:武汉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日期:2016-03-21浏览:157次


【人物简介】阮建平,男,经济学博士,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武汉大学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美国对外战略和中国外交研究。迄今为止,发表国际关系专业论文2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2本,参著2本,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项,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1项,参与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各2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项。此外,在境内外报刊杂志上发表国际时事评论40余篇。


2016年1月9日至10日,教育部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中心和武汉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召开“2016年第三届中国经济外交研究会年会”,会议以“‘一带一路’与经济外交”为主题。此次武汉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有幸邀请到第三届中国经济外交研究会年会特邀评论员,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阮建平教授与我们分享他眼中的“一带一路”与经济外交。


[以下为具体访谈内容]


WHUCED:阮老师,您好!很荣幸能邀请到您做这个访谈。据我们了解,您的主要研究方向涉及美国的经济外交。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是美国善用的经济外交政策,有些评论员认为:“一带一路是与胡萝卜加大棒截然不同的具有社会主义意义的政策”,您赞同这一说法吗?


阮教授:从理念上讲, “一带一路”所秉承的“互利共赢”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相通之处。但将二者划等号可能导致一个逻辑上的质疑:中国的“一带一路”是要实现“世界革命”的目标吗?共同富裕是基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统一的发展规划、先富带动后富,以及国家转移支付,而一带一路互利共赢则是基于不同独立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

“ 胡萝卜”加“大棒”,不仅是美国,而且是所有具备经济资源的国家实施经济外交的两种基本方式,中国也不会例外。关键看你针对的问题是什么。“一带一路”是推进合作、促进利益融合的经济政治战略,当然主要是“胡萝卜”。但对于一些国家有损中国利益的做法,如果外交抗议无效,而武力使用又不必要时,经济“大棒”政策也是一种备选方案。

“胡萝卜”和“大棒”也不是绝对区别的。比如,给予援助是“胡萝卜”,但暂缓、减少、取消援助或威胁这样做,也是“大棒”。虽然不同于禁运等这些进攻性的“大棒”,但也是一种“大棒”,只不过是一种消极的“大棒”。

WHUCED:可以说中美关系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之一,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结构性矛盾。自2009年美国重返亚太以来,几乎在各方面对中国进行遏制。在经济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美国加强对TPP协议的主导,那么您是否认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影响“一带一路”效益的最大外界因素?


阮教授:毫无疑问,中美关系的发展会影响到“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但只是一种因素,而不是全部,不能简单地说是最大外界因素。

一带一路”是一项长期战略,可能长达30年、50年,甚至更长。这一战略不可能一蹴而就,任何障碍或波折都是有可能的。期间,也会发生很多变化。很难讲中美关系视为这一过程的最大外部因素。

“一带一路”是一项范围广泛的地区合作倡议,涉及众多国家和地区。他们相互之间有区别,与美国的关系也不完全相同,不同地区的具体推进过程有快有慢。但所有国家都有自身利益考虑,不会完全受其他国家影响。一些国家可能在一定时期受美国的影响较大,而另一些国家受美国影响较小,还有一些国家则希望借助与中国的合作来平衡美国的影响。

“一带一路”是一个随着形势发展不断扩展的合作倡议。如果合作收益和制度安排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未来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甚至包括加拿大和美国等美洲国家。

总体来讲, “一带一路”是符合时代潮流和发展趋势的合作倡议,符合大多数国家的长远利益。对此,中国有足够的战略信心。因此,在努力推进的同时,不争一时一地之缓急和得失。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规划而言,“一带一路”只要在20年内实现70%的目标就足够了。


WHUCED:您在评论宋国友老师在经济外交年会上的发言(“义利观”于经济外交而言非常重要,在何种环境下采取何种方式需要深究)时,也提出了您对“义利观”的看法,认为义利观在具体的实践中困难很大。2月初,阿尔巴尼亚低价出售中国援助军机的新闻引起了一场关于对外援助与对内建设的讨论。有观点认为,中国现在为塑造自身负责大国的形象过多地进行对外援助,挤占了较多的本应用于国内建设的资金,甚至有观点认为中国政府正在拿国内的高税收去支援其他国家的经济建设,您对这一观点有什么看法吗?

        

阮教授:个人认为,“经济外交”的本质是政治性的,否则就不叫“经济外交”,而是“经济交往”。当然,“经济外交”既要算政治账,也要算经济账。这各自比率取决于环境需要和政策目标。

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是中国传统价值观,也是中国当代外交所坚持的精神,在当今世界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也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一种方式。但在具体实践中,应根据需要量力而行,具有可持续性;又要适可而止,坚持原则,不可纵容对方的依赖,甚至依仗敲诈。最终目的是要让对方尊重中国的利益和关切。

对外援助是一国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扩大对外影响的一种必要手段。虽然各国对于援助的内容和方式不完全一样,但无论是绝对规模还是占GDP的比率中国都不是对外援助最多的国家,比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少。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对外援助,而是如何进行对外援助才更加有效并具有可持续性,这里肯定需要有一个成本收益的绩效核算,以及与国内需求的平衡。因此,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WHUCED:您在点评柯银斌老师的“共同的现代化”观点(即:共同现代化的行为主体是由不同国家组成的,追求不同国家共同体的共同利益,致力于人类的共同利益-本国利益最大化。主要的方式是提倡合作主导-竞争为主。共同体是“一带一路”的行动主体,命运共同体是“一带一路”的目标。)时,提到了政治宣传与政治安排的矛盾,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您能就这个问题深入讲解一下码?另外您也提到要使我们的主张具有道德感召力和逻辑说服力,那么在您看来“一带一路”的逻辑说服力将通过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呢?


阮教授:正如任何权力都需要某种意识形态来证明其合法性一样,任何对外战略也都需要类似宣传。其目的都是要显示其道德感召力和逻辑说服力。

“共同现代化”无疑具有道德感召力,但仅凭这个口号并不足以说服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参与,因为其他各种合作倡议都会提出类似口号,甚至包括以前的殖民侵略。言辞不能代替行动,口号不能取代安排。国际合作需要口号,但仅仅靠口号是不够的,更需要合理的制度安排和具体推进,才能显示其逻辑说服力来。这种逻辑说服力包括制度安排本身能否体现口号所宣称的原则,以及在实际运作后能否产生期待的结果。简言之,就是制度安排和实际结果与宣传的原则目标是逻辑一致的。

政治宣传与政治安排之间的不一致,可能源自各方目标的内在冲突,也可能源自非本意的技术问题。因为从理念到制度安排到制度运行,中间存在很多难以预见的变数。即使各方有真诚合作的意愿,制度安排也得到认可,但结果也可能出现偏差,这都需要不断调整。

“一带一路”战略的逻辑说服力首先取决于各方对制度安排的共识。应该采取何种制度安排?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几句话很难概况。总体原则是,需要根据总体规划、具体合作项目和各国的实际情况做出安排。在这一过程中,各方要相互尊重,互谅互让,兼顾公平与效率,共同参与。


WHUCED:您是否认为小国存在经济外交呢?如果存在,我想新加坡应该是“小国大外交”的典型代表吧。您认为小国的经济外交,以新加坡为例,其“多边卷入”的务实外交政策,对中国来说有何可取之处?中国在与小国进行经济外交时,又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阮教授:除了个别微小国外, 许多小国也在必要时运用经济外交。新加坡的经济外交对中国而言当然有可取之处。由于地处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而国土狭小、国力有限,使得新加坡在追随美国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非常注意平衡战略比如通过“多边卷入”的方式避免招致任何一个周边大国的不满。新加坡与中国的建交一直等到周边的马来西亚和印尼恢复对华关系之后,新加坡在进行对华重大投资项目之前,一般也会在周边国家,甚至印度进行类似投资,以免给周边一些国家造成过分亲近中国的认知。

新加坡的“多边卷入”并不是一种独创,而是一种正常的策略选择。其特点是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点,面对相互存在矛盾或竞争的交往对象,通过边投资平衡其可能的不满,营造一个竞相拉拢自己的有利状态,而不是被迫去竞相讨好的困境。

中国在与小国进行经济外交,既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以大事小惟仁”,宽容地对待其一些做法又要坚持原则,不能被其牵着鼻子走,防止其利用中国与其他大国的竞争敲诈中国。将“威服”和“德服”有效结合起来。


WHUCED:朝核问题应当是当下的一大热点,32日,联合国安理会以15票全票赞成通过了进一步制裁朝鲜的2270号决议,此次决议被媒体称之为20年以来的最严厉制裁。关于对朝制裁,您的论文《美国域外经济制裁及其冲突探析》、《国际经济制裁的理论述评》中有很多是关于经济制裁的研究,您是如何看待经济制裁对朝鲜问题的影响?


阮教授:经济制裁是解决朝核问题的一种辅助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经济制裁主要是阻止朝鲜获得核武器开发所需要的相关技术和材料,并通过加剧其经济困难迫使其回到谈判桌上来。如果国际社会的主要目标是解决朝核问题的话,那与经济制裁相配合的是相互让步的谈判。根据国际社会在处理核不扩散问题上的通行做法,应在满足朝鲜合理的安全关切、尊重器合法权利并提供必要经济补偿的条件下,促使朝鲜最终弃核。

但可惜的是,由于美朝之间根深蒂固的战略猜忌加之谈判过程中各方的不协调,导致朝核问题错过了早期最佳的解决时机。如果1994年达成的《日内瓦朝核框架协议》得到有效执行,朝鲜核问题很可能早已得到解决。但由于小布什政府的毁约和威胁,导致了朝鲜最终走上了坚定的拥核道路。由此,也使美韩重新将“政权改变”和“弃核”并立起来,使得朝核问题陷入一场具有高爆发性的持久的两难境地。

如果不恢复“六方会谈”只是不断加紧经济制裁,最终要么使逼入墙角的朝鲜做出攻击性行动,要么朝鲜在日益紧缩的环境下最终崩溃。但无论哪种情况,都将对中国的战略安全带来巨大挑战。




[责任编辑:戴安琪]

[美术编辑:肖方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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